所以我觉得民族志电影最宝贵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我可以用影视的手段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知识记录得有多精美。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前辈们曾经使用过的那些影像记录、影像表现的手法的前提下,我们还有可能找出什么方法去做一些实验和尝试?平时这样做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这样做?或者换个角度、换个方式去做?我觉得这会比较好。虽然大家事先进行了很多的拍摄预设,但是沙漠戈壁的环境,以及多变的气候,也让剧组拍摄难度激增,很多事情的安排都难以按照前一天的通告进行,“最后只能20%按计划,80%看现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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